车牌摇号政策不是根治难题之策 _产业评论·汽车大世界

媒体报道，北京“摇号购车”实行两年多，效果如何？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调查显示，近半受访家庭一年以上未中签，摇号中签率低最被诟病。同时，三成人认为摇号政策不够透明，导致出现借机敛财现象。

现在，既然官方性质的国家统计局对这项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调查，想必官方对于这个事情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笔者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判断一个政策的是否应该被取代主要的方面是，这项政策的出发点、理论漏洞和实际效果。

第一、效果不佳的摇号政策出发点和理论都需要再次思索

凭理而论，无论是上海的限购、限行还是北京的限购、限行，都是相应的部门的一种无奈之举。换位思考之，当下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堵严重，没有人会责怪某家企业，但是大家无一例外地会责怪政府的不给力，政策引导的失误、产业结构导致了种种有碍于环境和生活质量的现状。

作为中国几个最大城市限购政策出发点的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在进行政策变革或者深化的时候都要从最初的出发点反问自身，这项政策真正地执行了么？是否达到了政策设定之初的效果？有没有带来过多的负面效果？

对于摇号政策来言，像对于上海的“车牌竞价政策”，被人诟病相对少一些，主要原因至少地方政府对于车牌这个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的行政标识没有采用“敛财”的思路进行竞价。当然，目前的情况来看，北京的空气并没有因为车牌摇号而有所改善，交通拥堵也没有摇号和现行有所缓解。

效果是否明显，要从基本概念进行解析，控制一个因素，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是找到取代它的因素，对于当下问题核心的因素是什么？是“出行”。出行关系到民众的生活质量，事实上，目前来看，北京在采取限购、限行政策的时候对于出行的促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前几日，北京出租车被媒体热议，如果不出所料，出租车的价位会越来越不利于消费者的方向前进，这对于当下已经受限的出行方式来言，可谓雪上加霜。

第二、北京摇号政策有更有效的替代方式

很多人都喜欢抛出问题，这很关键，但是更加关键的点是如何解决问题。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最为直接的方式减少车辆的使用，减少的方式，笔者认为是找到一个更加优化、便捷的方式取代当下开车出行的出行方式。

建设和完善城市规划及基础设施、发展公共交通等是其中比较明确的方面，这些笔者曾经也谈到过。现在的情况是，一眼放去，层层叠叠的高架桥，以及寸土寸金的北京、上海和广州是否具备再次规划的能力和建设能力？

笔者的观点是，变革社会结构，促进区域的公平性，加速城镇化的同时，促使超级城市的“反城市化”。这似乎是个很空洞的话题，实际上非常重要。

非常多的人都似乎很明智地认为中国房产的泡沫不存在，他们给出的一个基本的理由就是“刚性需求”，事实上，凡事都要明确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对于房产是这样，对于汽车拥堵也是这样，那就是表面下的“刚性需求”只是当下社会结构的一种现存状态的产物。如果整个社会的结构更加合理，想必这种所谓的“刚性”就变成了泡沫。

举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在上海，一河之隔房价会出现翻番的差距，就像上海安亭，一河之隔的昆山开盘很久，房价六千多元一平米，无人问津。而一河之隔的上海区域内，房价一万五。为什么会这样？

主要的原因存在几点，一方面是上海的户籍制度给予本地的一些政策引起，大家都很清楚一个上海户籍对于家庭的影响程度，从医保到未来孩子的升学、就业机会，几乎界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但是户籍制度同时要求在本地需要有相应的房产才能享受上述的优惠政策，所谓的刚求，就像学区房的高昂房价一样被限制出来。另一方面是，如果你在上海上班，开车到昆山原本不会有问题，但是从电话费用，以及另外一个身份的住址都给你带来很多不便，面对这样的困境，更多人选择了忍受高昂的房价，促生了所谓的刚求。

近期看到几家海外媒体谈中国的超级城市化，此前笔者不敢想象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竟然有贫民窟，自从笔者经历了纽约、洛杉矶之后，发现没有贫民窟的国际化大城市才可怕。因为意味着这个城市有着太多的不公，并没有给予所有人进入这个城市机会。

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没有走到所谓的发展顶峰，事实上，从世界潮流的发展来看，城市，特别是超级大城市不会成为众多民众选择的主流，而只是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对于民众的吸引大一些。在这个进程发展的过程中，先富阶层是必成为了一些代表着相应财富增长的产品购买者和使用者，就像汽车一样，这是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出行的必然方式。

这个时候，采用限制购买、限制出行或者天价购买行政标识牌的情况都不尽合理，都是舍本逐末的解决方案。面对当下解决不了的问题，从根本上，给予不同区域更加公平的科、教、文、卫环境，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进行，让城市加速发展到“反城市进程”。试想，相同的工作，一个是更加优化的基础设施、山明水秀的小城市，另一个则是人口众多、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的大城市，你会如何选择居住？所以社会结构方面的改革才是这些棘手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案。